編輯導讀：外賣騎手和系統算法問題的背后，根源問題是就業(yè)群體缺乏完整的社會保障和法律保障，所以餓了么和美團兩個平臺的“時間調整”只能治標不治本。想要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不僅需要公司平臺的引領和法律政策的完善，更需要整個新經濟行業(yè)的聯合推動。

文章對此展開了分析探討，一起來看看。

01

每個人都活在系統里，生而自由而無往不在枷鎖之中。

《人物》的《外賣騎手，困在系統里》展現了現代人在現代生活中的某種困境，試圖討論技術變革與人類生存的關系，也把目標指向了剖析平臺企業(yè)與人、算法與人的問題。

它得到了讀者情緒性認同，這種系統性困境是我們目前每一個人都感同身受的。技術變革和社會發(fā)展之間總是存在某種悖論。這是每一個時代都會帶來的問題。

在后現代社會，每一個人都想做亨利·梭羅，每一個人都想躲進瓦爾登湖；在規(guī)訓之下，每一個人都想做瓦爾特·本雅明，每一個都想成為自在的游蕩者。

然而人類在進步，社會在發(fā)展，技術奔騰不息，所有對技術的反抗都是蒼白的、無力的。

正如亨利·梭羅不可能因為向往田園牧歌而抵抗內燃機的轟鳴，瓦爾特·本雅明也不可能因為厭惡社會變革就拒絕巴黎街道的繁華。

有些異化是不可避免的，有時候異化甚至還是人們被動熱愛的。任何想把異化斬草除根的想法或措施，都必然是危險的且潛在地是極權的。

盲目崇拜“反異化”只會導致更大的社會混亂。上世紀60、70年代美國那群盲目叛逆的年輕人已經給了我們答案。

02

作為媒體，發(fā)現問題，倒逼企業(yè)正視問題、解決問題是一個健康的循環(huán)。

對企業(yè)而言，大規(guī)模社會公共輿論不可能當縮頭烏龜不做出任何動作。餓了么在第一時間在產品層面上做功能性補足，這種做法是積極的，也是必要的。

餓了么早“交卷”，美團晚“交卷”，不管所謂的言語上的“卷面成績”如何，都比不上日后實際線下落地的行動——真正的系統性問題在于“零工經濟”下的眾包雇傭者究竟要如何獲得明確的法律保障和社會保障。

這不是公關話術中的卷面成績可以回答的，也不是抖機靈或者靠作秀可以完成的。

全球數字經濟發(fā)展過程中正在帶來一些普遍問題。這種矛盾不僅僅出現在外賣小哥身上，也出現在快遞小哥、網約車司機乃至自由職業(yè)者等更多群體身上。

解決這種問題的核心在于法律支撐、社會保障以及更多來自平臺層面的主動關懷。

我們可以期待未來阿里、美團、滴滴甚至四通一達能在國家法律法規(guī)、政策制定過程中不斷補齊這些內容。

除了硬性的法律、政策，更多柔性的措施、漸進式的嘗試才是真正落地的方向。餓了么早答卷走出第一步，不妨可以看作是一種積極的嘗試。但未來的路需要和其他采用“零工經濟”的新經濟行業(yè)，如快遞業(yè)、網約車行業(yè)，共同走完。

換句話說，這不是一家企業(yè)可以完全應對的。

03

系統的問題要通過系統的方式解決，而不只是系統背后的人用零敲碎打的方式解決。

核心問題在于新型就業(yè)群體、靈活就業(yè)人口缺乏完整的社會保障和法律保障。平臺方、代理方、勞動者三者之間的權利責任關系需要梳理清晰。

外賣小哥的問題有其復雜性。一方面是用戶需求，另一方面還有政策引導——餓了么、美團這類新經濟平臺吸納就業(yè)的社會失業(yè)緩沖閥的作用外，實際上互聯網平臺提供的臨時就業(yè)崗位，成了當下重要的“零工經濟”。

零工下的勞動者無論是個人安全還是合法權益都容易遭受侵害，作為社會原子化的就業(yè)個體，他們需要的法律保障往往更多。

在歐美社會，應對系統問題除了有成熟的工會組織之外，還有者和政策研究者建議，在法律上增加第三類工作者，即“獨立工作者”或“從屬臨時工”，以此作為全職員工和臨時工之間的過渡類別。

這類工作者雖然不能享受傳統員工全部的福利保護，但是可以部分享受。這種方法已經在加拿大、德國和西班牙得到了測試和驗證。

2015年12月，西雅圖市議會投票賦予了Uber和Lyft司機集體談判權。后來美國加州出臺法案，涉及保護通過按需平臺工作的獨立臨時工。目的在于阻止雇主從全職員工和臨時工的分類中套利來改善零工勞動力市場，并且支持工作者選擇如何工作。

餓了么、盒馬在疫情期間“員工共享”模式是一種探索，如果能夠以更日常、更成熟、更體系化的方式出現，可能會把國內“零工經濟”進一步規(guī)范化。

04

所謂“沒有外賣騎手看過那篇刷屏爆文”，“同情外賣小哥是一種中產式的傲慢”，“子非魚安知魚之樂”顯然是一種缺乏人文關懷、漠視社會問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

每一個人都需要在工作中得到尊嚴感、安全感和價值感。為外賣小哥爭取利益，也是在為所謂的中產白領爭取合法利益。

在今天的社會環(huán)境下，無論是外賣小哥還是中產白領，都是同一片陽光下的勞動者，都受到法律制度和社會觀念的保護。

沒有人是一座孤島, 可以自全。

05

麻省理工學院教授澤伊內普·托恩（Zeynep Ton）在其《理想用人策略》中提到：

一份好工作會有“體面的工資、體面的福利和穩(wěn)定的工作時間”，“員工能夠良好表現，并在工作中找到意義和尊嚴”。

餓了么和美團都可以看看曾經的亨利·福特，一個在技術革命中試圖在企業(yè)效率和勞動尊嚴之間努力尋找平衡的企業(yè)家。

曾經的福特汽車用模塊化生產的T型車把產業(yè)革命推上了巔峰，流水線生產如同今天的算法一般成為了所有企業(yè)的效仿對象。

當時美國工業(yè)界流行的理念是，擴大生產規(guī)模，雇傭更多的工人，無止境的提高工人的工作時間，并且盡量壓縮工人的薪資，這樣企業(yè)賺取的利潤便會更多。

和其他企業(yè)不同的是，福特所思考的是一整套“系統”問題，這些問題和社會制度、工資與福利、慈善事業(yè)、機器與人的關系相關。

在1914年宣布實行8小時工作制，并大幅提高勞工工資，從0.5-1美元每天提高到5美元，頂峰時期達到6美元。

高工資配套的制度還有高福利，享有福利的條件是——負擔家庭生活的已婚男人，以及“生活節(jié)儉”的單身男人和撫養(yǎng)親戚的婦女。

用亨利·福特本人的話來說就是，“把苦役從勞動中清除出去”。

#專欄作家#

吳俊宇，微信公眾號：深幾度，人人都是產品經理專欄作家。關注人工智能、移動互聯網以及數碼家電的產業(yè)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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